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早在建黨初期的1923年、1924年，我黨毅然將不守黨紀黨規的黨的創始人陳公博、周佛海開除出黨。1927年4月27日，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腥風血雨中，為保證黨員隊伍純潔性，嚴肅黨的紀律，我黨成立了第一個紀律監察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開啟了我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監督執紀的光輝歷程。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黨從嚴治黨銅圍鐵馬。1927年9月的三灣改編，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在秋收起義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1931年5月1日，黨中央第一次出臺《中央巡視條例》。1932年5月9日，經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判決，我黨向貪污腐敗犯罪打響第一槍，貪污分子謝步升，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被槍決的“貪官”第一人。毛澤東同志就此指出：“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向全黨提出“四個服從”。1942年-1945年，黨中央組織“延安整風”，確立了全黨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達到了黨的空前團結。

　　新中國成立后，我黨從嚴治黨策馬揚鞭。195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關于發展新黨員的決議》，對整黨建黨工作作了具體部署，規定了關于共產黨員標準的若干基本條件。1951年11月20日，全國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新中國反腐第一案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有人說處決劉、張，警示了各級官員20年，這表明，處決劉、張深得黨心，大快民心。毛澤東同志指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在黨內，先后開展整黨和整風運動，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從嚴治黨馬未解鞍。制定出臺《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黨中央作出決定，對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提出“五個不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組織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分兩批組織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推進從嚴治黨進入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新的歷史時期，全面從嚴治黨馬足龍沙。2017年8月，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永遠在路上”和“一直在路上”，是邏輯承接關系，是“一直在路上”的繼續、深化，是我們黨不可動搖、不能動搖的決心，是對全黨的動員令，也是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認真學習，深刻理解“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是堅持“全面”。認真總結一些領域管黨治黨寬松軟導致消極腐敗蔓延的深刻教訓，把黨的建設及管理的方方面面抓起來。“全面”的應有之義還包括在“常、長”二字上下功夫，在黨的作風、監督執紀、選人用人等方面全面從嚴，對違反黨規黨紀的行為零容忍。二是不忘初心。我黨一大通過的黨綱明確提出“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黨綱規定了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為人民服務。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全面從嚴治黨，永遠不能忘記我黨的建黨初衷。三是開拓創新。我黨96年的管黨治黨歷程始終在創新中開拓前進，創新是黨進步的靈魂，中國共產黨是全球黨員隊伍最大的執政黨，管好這支隊伍，是對中國發展的貢獻，也是對世界發展的貢獻。四是保持方向。從嚴治黨有明確的方向，即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從嚴治黨是手段是措施，保證我們黨帶領全民族瞄準既定方向。從嚴治黨的任務，就是要鍛造一支銘記方向的黨員隊伍，對一切影響我們黨員隊伍形象、影響我們通往既定方向的人和事零容忍。確保黨員隊伍令行禁止、步伐一致，始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