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尤其是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產業結構雖然順應需求變化支撐了我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但所形成和積累的矛盾也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時期既是我國擺脫國際金融危機走向新繁榮的時期,也是由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過渡時期,隨著全球分工模式的變化,以及我國工業化的階段性變化,產業結構矛盾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產業結構調整戰略的制定,就是要適應未來需求和國內外條件的變化,著力解決發展中的結構性缺陷。產業結構調整戰略的目標并不是唯一的,既要解決“十二五”時期面臨的主要矛盾,更要為其后的結構轉型升級創造條件,通過統籌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逐步提高國際分工地位,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一、我國當前產業結構的總體特征及其成因
(一)關鍵環節滯后或缺失使得名義高度化較快而實際高度化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主要得益于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放權為主要特征的經濟體制改革,以技術引進、發揮比較優勢融入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對外開放,以高儲蓄率和廉價生產要素為特征的要素供給,我國經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1979—2008年GDP年均增長9.8%, 2001—2008年更是高達10.2%;非農產業從業人數由1978年的1.18億人,增加到2008年4.68億人,年均增長4.69%。我國產業結構在支撐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存在明顯不足,突出表現在過度集中于生產和加工制造環節,而產業鏈、價值鏈的關鍵環節滯后,導致名義高度化較快而實際高度化不足,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在分享了經濟增長效應的同時,協調效應、分配效應和就業效應不理想,環境污染問題比較突出。
1.產業結構調整總體上與需求變化相適應,名義高度化水平大幅提高。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變化總體上適應了需求變化,支撐了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而且名義高度化提高較快。
一是以傳統標準來衡量,我國產業結構朝著高度化方向演變,名義高度化提高明顯。如按現價計算,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47%,這一比重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在制造業內部,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機械、電子等高加工度行業和高技術產業快速發展,所占比重明顯提高。再從出口結構看,機電產品已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2008年占商品出口總額的57.5%,高技術產品占到29.1%。根據Rodrik研究,中國出口商品的復雜程度和發展水平與比中國高3倍的國家相當。Schott認為,中國和OECD國家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高于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27%—39%。
二是產業技術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以裝備制造表現為例,電力裝備形成了較完整的制造體系, 60萬千瓦超臨界火電機組已經投入運營,百萬千瓦超超臨界機組正在實施自主化;輸變電設備已掌握了750千伏交流和500千伏直流輸變電關鍵設備制造技術。年產千萬噸級的大型煉油廠設備、30萬噸合成氨和52萬噸尿素成套裝置等關鍵設備已實現自主化。數控機床的品種、質量和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在運輸裝備領域,時速350公里高速鐵路電氣化等一批先進技術裝備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冶金行業淘汰了平爐煉鋼,連鑄比接近發達國家先進水平,并能成套提供年產800萬噸級鋼鐵聯合企業常規流程設備;自主研制的3.6萬噸黑色金屬垂直擠壓機,打破了少數跨國公司在這個領域的壟斷局面。此外,在集成電路、軟件、通信、生物醫藥等領域,研究開發了32項CPU、TD-SCDMA、WAPI、閃聯、基因藥物等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標準,基于IPV6的下一代互聯網試驗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領域,實現了載人航天,自主研制的新支線飛機總裝下線。在農業生產領域,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抗蟲棉技術成功實現了產業化。
2.價值鏈關鍵環節滯后或缺失,產業結構實際高度化不足。從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來看,我國基本上集中在價值鏈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關鍵設備、關鍵技術、品牌、營銷和供應鏈管理等關鍵環節滯后或缺失。從國際經驗看,通過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提高產業競爭力和產業結構水平是成功國家的基本經驗。盡管我國企業設備更新很快,新產品也不斷涌現,但總體來說,我國自主技術創新不足,技術來源主要依靠引進,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僅為1/3左右。我國2.8萬多家大中型企業中擁有自己研發機構的只占25%, 75%的企業沒有專職人員從事研發活動。60%以上的企業沒有自主品牌, 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核心知識產權。大中型企業中,技術引進與購買國內技術的比值雖然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仍然高達3.5倍。在核心技術、設計、軟件、關鍵零部件、關鍵設備和模具、供應鏈管理、銷售和品牌等環節上,多數依靠進口或被跨國公司所控制。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數控機床制造業,其關鍵的數控系統主要依靠進口。另外,高技術產品出口多采取貼牌生產,主要依靠加工貿易和“三資企業”來實現。如2008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總值中,按貿易類型,加工貿易占82.4%;按企業類型,外商投資企業占85.2%。由此導致產業結構實際高度化不足。
一是資源和能源消耗比較大,增加值率低。如2006年,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火電供電煤耗高14.1%,噸鋼能耗高9.5%,水泥綜合能耗高24.4%,乙烯綜合能耗高56.4%。中間消耗大直接導致增加值率低。2006年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僅為19.45%,與美、日、德、韓等四國相比分別低31.06個、16.96個、11.53個和22.43個百分點。分行業比較,我國金屬制品業、非電氣機械、電氣機械業的增加值率分別只有美、德、日、法、英、意六國平均水平的52.30%、65.90%和56.38%;紡織業、服裝業分別為62.50%和64.14%。
二是加工深度不足,初級產品比重比較大。產業鏈之間同樣顯示出加工深度不足。如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程度在90%以上,我國只有45%左右;輕紡產品出口以貼牌為主, 2007年,服裝與紡織工業增加值之比僅為0.46,機電工業與初金屬工業之比只有2.25,水泥及石膏制品與水泥及石膏制造增加值之比僅為0.46;有色金屬壓延加工與有色金屬冶煉增加值之比僅為0.56,遠低于發達國家;數控機床中占附加值主要部分的數控系統主要依靠進口。總體來說,從產業鏈來看,我國的優勢仍集中在最終產品的加工組裝階段,半成品從比較劣勢上升為初具比較優勢,重要零部件產品還處于劣勢,但劣勢程度在不斷縮小。
三是實際上的技術密集程度遠遠低于名義水平。目前國內基本上都是采用OECD的行業分類結果,將其定義的高技術、中技術、低技術產業移植到國內。根據這一分類,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呈現上升的趨勢。但簡單套用這一分類方法顯然不能反映當前全球化過程中,國際分工從產業間、部門間分工向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轉變的趨勢,而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名義高度化快速提高,并偏離實際高度化程度。如根據研發經費(R&D)支出占銷售收入比重進行分類,2007年,在制造業大類中,只有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業該比重超過1%,即使這樣,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業中有占增加值約40%的電子計算機外部設備制造業、電子元件制造業和家用音響設備制造業屬于勞動密集型。按照小行業分類, 2007年R&D比重超過1%的行業僅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9%,甚至低于2003年的水平。而且,越是技術密集度高的行業,我國R&D經費密度的國際差距越大。如我國全部制造業的R&D經費強度是美國的1/4,而高技術產業的R&D經費強度是美國相應產業的1/8。即使是我國高技術產品(HT)在總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但主要集中在高技術產品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HT1)類產品,其占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的90%以上,而需要高端專業技能、復雜技術和供應網絡的產品(HT2)所占比重下降;中技術產品(MT)中,主要是生產環節易于分解的機電產品(MT3)的比重穩步提高,而可以反映一國技術深度的自動化產品(MT1)和其他高技術產品(MT2)的比重卻在下降。由于缺乏一批具有系統設計、系統成套和工程總承包能力的供應商,造成多數,甚至90%的單機由國內企業制造,但大部分利潤卻被外商拿走的局面。
四是產業之間的協調性比較差。從農業來看,雖然受到耕地減少和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弱的制約,仍然面臨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穩定增產的基礎還不穩固的問題,但支撐農業提高效益和效率的農產品加工業和服務業滯后問題同樣突出。如農產品加工薄弱,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水平比較低,生產資料價格上升過快;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科技服務、信息服務、農產品存儲、質量檢測和監督體系滯后,農業保險體系不完善,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大等。從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關系來看,過度依賴加工制造環節,決定市場地位和附加值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兩端關鍵環節滯后成為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最突出的矛盾。我國產業結構名義高度化較快、而實際高度化水平較低,從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角度,表現為多集中在加工制造環節、居于價值鏈的中低端,市場調研、研發、設計、咨詢、營銷、供應鏈管理、物流和品牌等關鍵環節薄弱,在產業結構上則體現為加工制造業的過快擴張與生產性服務業的滯后。上述三次產業之間的不協調性,表明了我國產業結構問題并不主要是三次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問題,而主要是產業鏈和價值鏈內關鍵環節缺失問題。上述市場調研、研發、設計、咨詢、營銷、供應鏈管理、物流等關鍵環節很可能首先是制造業內部活動,只有當制造業企業這些職能部門發展到一定水平,并實現社會化服務而成為獨立經營的企業時,便轉化為生產性服務業。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產業結構呈現出諸多問題和矛盾,如第一產業基礎不穩,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第三產業發展不足;尤其是第二產業中,消耗資源多、環境污染大的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業比重過大,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高加工度產業發展不足。但這些矛盾的實質是我國過度集中于生產和加工制造(農業集中于生產、工業集中于加工制造)的價值鏈中低端環節,而產業鏈和價值鏈兩端的關鍵環節滯后或缺失。
(二)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導致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1.產能過剩矛盾突出。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以及國際產業資本向我國的轉移,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尤其是2000年以來,資本形成一改過去與GDP增長同步的趨勢,以高出GDP年均增速3.1個百分點的速度擴張。投資高速增長造成部分低水平產能迅速擴張,相當多的產品產能過剩,一些重化工行業尤為突出。如粗鋼、精煉銅、氧化鋁2001—2008年間新增產能與2008年產量之比超過40%,電解鋁超過50%,水泥和平板玻璃更是高達91%和近80%。2008年我國粗鋼生產能力已超過6億噸,產量5億噸,粗鋼表觀消費量4.52億噸,估計2009年產能與實際需求相比過剩約25%—30%。2007年,國內水泥總產能達到17億噸,而市場需求大約在14億噸,有3億噸過剩產能; 2008年和2009年又分別新增120多條和100多條生產線相繼投產,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化工行業也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2009年5月,全國燒堿裝置開工率約為79%,電石裝置開工率約為68.8%,聚氯乙烯裝置開工率約為58%,甲醇行業開工率約為40.6%,磷肥裝置開工率約為50%。另外,醫藥制造、電器機械制造、部分通用設備制造、食品飲料、印刷等相當一部分加工制造行業產能過剩問題也比較突出。
2.能源資源和環境問題突出,可持續發展壓力增大。一是能源、資源壓力加大。我國是一個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除了煤炭等少數礦種外,多數大宗礦物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比較高。如鐵礦石自給率只有40%左右,原油不到50%。近年來,我國能源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而國際市場供給卻由少數幾家公司壟斷,再加上國際炒家大肆炒作,使得能源、礦石價格飛漲,給我國能源、原材料行業發展帶來很大風險。2005—2008年4年中,國際鐵礦石基準價格漲幅分別為71.5%、19%、9.5%和65%。2009年盡管世界經濟處于衰退之中,但出于對中國等新興國家進口的預期,跨國公司和國際炒家利用壟斷和炒作,石油和鐵礦石等價格仍呈現快速拉升的態勢。過高的能源、原材料價格已經成為我國工業化發展的沉重負擔。二是環境問題突出。2008年,全國化學需氧量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雖然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仍居世界第一位。地表水污染嚴重。200條河流409個斷面中,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24.2%和20.8%。農村環境問題日益加重,飲水安全存在一定隱患,呈現出污染從城市向農村轉移的態勢。近兩年來,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這一問題仍比較突出。
3.關鍵環節的缺失使得我國一些行業發展基礎脆弱。由于缺乏核心技術,我國企業不得不將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支付給國外專利持有者。而一些產業因關鍵環節的缺失,其正常發展難以為繼。如我國曾經是DVD出口大國,但技術依靠國外,由于難以承受高昂的專利費,我國基本上已停止了家用DVD產品的出口。再以彩電為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起步,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國外技術,逐步實現了國產化,建立了從元器件到整機完整的彩電產業鏈,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彩電生產國和消費國。但由于我們自身創新能力較弱,在彩電出現平板化趨勢以后,我國彩電企業又重新站在依靠引進技術和設備的起點上,并一直未能擺脫利潤率低的狀態。不僅彩電如此,整個出口導向的高度勞動密集型行業成本利潤率甚至低于銀行貸款利率,主要依靠出口退稅維持。《華爾街日報》曾以羅技公司的鼠標為例描繪當前國際分工格局的利益分配:“Wanda無線鼠標在美國的售價大約為40美元,其中,羅技拿8美元,分銷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進入Wanda零部件供應商的腰包,中國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資、電力、交通和其他經常開支全都包括在這3美元里”。
4.貿易條件不斷惡化,貿易摩擦增加。據研究, 1995—2004年間,我國價格貿易條件下降了33.4%。而2005—2008年,我國對外貿易條件指數繼續呈現惡化趨勢。由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完全靠數量增加來彌補,使得過去一段時期收入貿易條件還有所增加,但即使如此,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對社會福利的帶動也很有限。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外資企業在我國貿易利益分配中所得份額偏高,外商投資企業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其通過控制技術、品牌、供應鏈管理和營銷渠道,再加上我國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和外資利用價格轉移策略等因素,外資獲得了參與全球分工的主要利益。第二,我國出口產品數量增加、價格下降,有相當一部分是建立在過度使用資源、惡化環境和犧牲勞動者福利基礎之上的。隨著全球制造業,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承擔分工的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進一步凸顯,再加上成本的不斷上升,我國通過出口數量擴張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的空間將越來越小。
5.產業組織結構無序,宏觀資源配置效率低。市場結構對產業發展績效和競爭力提高有著重要影響。但當前,我國對市場結構的關注還主要集中在生產環節,并聚焦在產業集中度方面。而且,對產業集中度的認識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以為通過捆綁式的合并,提高集中度,就是組織結構合理化。事實上,市場結構不僅包括生產環節,還包括產業鏈、價值鏈中的流通環節以及用戶—流通與生產各環節的關聯。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產業組織結構政策應該是“內外有別”的。對于以國際競爭為主的行業,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甚至是控制,應盡量提高產業集中度,盡快提高與跨國公司的抗衡能力。對于競爭主要集中在國內的行業,集中度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應在滿足規模經濟的前提下,形成適度競爭的格局。過度集中可能形成壟斷,企業獲得壟斷利潤或超額利潤,從而缺乏創新動力和壓力;過度競爭可能造成低價銷售,降低整個行業利潤率,形成企業創新有動力、有壓力而無能力的后果。只有形成適度集中、適度競爭的格局,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才會較強。同時,提高產業集中度并非簡單的關停并轉的結果,而是結合產業特性所實施的產業管制與產業發展創新等綜合作用形成的,但目前國內尚未形成有利于產業組織合理化的外部環境。盡管近幾年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尤其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家和一些省份通過制定相關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加大了對資源型產業資源整合和企業兼并重組的力度。但總體來說,當前由于我國資源配置中存在市場配置和政府主導配置的“雙軌制”特點,使得絕大部分開放度高、充分競爭(尤其是參與全球競爭)的制造業過于分散、集中度低,處于以拼價格為主的過度競爭狀況。而開放度較低的服務行業壟斷性較強,缺乏有效競爭。
從全球競爭性行業來看,在全球產業鏈中,存在明顯的加工制造產能擴張與采購日益集中化趨勢。一方面是采購方的壟斷、發達國家對技術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國內企業之間以及我國企業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過度競爭,使得全球制造業產品價格下降,而中國制造的產品價格下降甚至超過了最低收入國家。最典型的就是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紡織品價格,在取消配額限制后,平均降幅達53%。處于價值鏈中低端的過度競爭,使得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行業利潤率處于很低的水平,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和貿易摩擦增多。
在國內市場中,一方面是銀行、電信、鐵路、航空、電力供應等部分行業的高度壟斷,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相當一部分行業中落后與先進并存。如小于300立方米的高爐比大于1000立方米高爐每噸多耗能80公斤標準煤;若按照產業政策的淘汰類設備全部淘汰落后產能,則可降低噸鋼能耗約30公斤標煤。又如,大型鋼鐵企業資金利潤率要明顯高于中、小型企業,其成本費用利潤率則是中、小型企業的近2倍。但由于現在按照行政級別審批的投資管理體制,實際上存在著“控大放小”的現象,使得在規模經濟突出的原材料行業,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強的大企業增長較慢;一些缺乏經濟規模的小企業因受管制較弱而增長較快。這也使得近年來,由于規模效率下降導致技術效率滑坡和能源經濟效率惡化。從產業鏈、價值鏈的上下游關系來看,市場結構也表現出無序狀態。如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比較突出;醫藥流通秩序混亂,影響醫藥制造業的正常發展;鐵礦石等重要原料流通領域的無序競爭,加劇進口礦石價格上漲;部門分隔使得“三網融合”進展緩慢,等等。
6.居民收入和消費需求增長緩慢。一方面,很多企業通過壓低工資等要素成本來保持競爭力,使得東部地區外來民工工資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過度使用勞動也使得勞動生產率過低。如2007年,出口依賴程度較高的高度勞動密集型和一般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只有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35%和77%。在內生性增長中,主要依靠基建投資帶動的原材料型重化工業快速增長,盡管其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但由于其資本密集、勞動力需求少,勞動報酬在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較低,而且企業所得所占比重較大。如高度資本密集型、一般資本密集型和技術—資本密集型行業中,應付工資及福利占增加值比重分別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平均水平低6.16個、4.37個和4.07個百分點。分配向企業傾斜,保證了持續高的投資積累來源,但擠占了個人收入,使得消費比例難以提高。
7.制約了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我國產業發展過程中關鍵環節的缺失或滯后從兩個方面制約服務業的發展:首先,市場調研、研發、設計、物流配送、營銷、供應鏈管理等,在企業運營過程中體現為不同環節,在產業分類上則主要屬于生產性服務業。由于分工深化、生產力水平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企業的生產將變得更加靈活和富有彈性,企業競爭對加工制造環節之外的相關活動或服務業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在上游,有需求分析、產業研究和投資可行性研究服務,產品研發服務、設計服務、市場調研服務、風險資本服務;在中游,有質量控制服務,會計服務,人力資源服務、法律服務,維修保養服務、客戶培訓服務;下游涉及產品的市場銷售、廣告、售后服務、維修、產品回收等服務。此外還包括服務于整個過程的信息管理、金融、人力資源等服務。服務成為制造業提高附加值和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而從產業關聯的角度來看,原材料行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主要體現在物流運輸和融資服務,而高技術、高加工度產業對咨詢、技術服務、風險投資服務要求高。我國過度依賴于加工制造環節,而有限的分工深化細化所產生的對研發、設計、物流、營銷、供應鏈管理和品牌等高附加值環節和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又對外依賴,直接結果就是第二產業比重過大,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其次,附加值和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鏈高端環節的缺失,不但直接導致生產性服務業比重偏低,而且也使得勞動生產率高的行業或環節對外依賴,也就相應制約了消費服務需求能力的提高。
(三)形成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問題的原因分析。
1.源于全球范圍內產業分工模式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產品生產按照技術復雜程度被拆分為多個獨立的節點在全球范圍進行布局。這樣發達國家就將重點放到研發設計、品牌和營銷渠道等高附加值環節,而將關鍵部件和設備的生產放到韓國、我國臺灣等比較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發展中國家則主要承擔勞動密集型環節或部件的加工組裝。如2000—2005年間,全球制造業增加值增幅13.2%,其中, 68%是由發展中國家完成的。在此條件下,國別之間的分工,便由過去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初級產品、進口發達國家的制成品的產業之間的分工,轉變為制成品內部不同要素密集的部件或生產環節之間的分工,產業升級不僅僅是產業鏈的升級,還更多表現為從貼牌生產(OEM)到原始設計生產(ODM)再向自主品牌生產(OBM)的功能升級。在此過程中,跨國公司或處于領先地位的企業,不僅整合全球資源,促進按要素稟賦進行分工,還利用其在技術、營銷渠道、供應鏈管理、品牌、甚至是礦石原料等產業鏈兩端方面所形成的市場勢力,并促使我國企業之間以及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不斷擴大產能和降價,以獲取超額利潤。形成了三種典型的價值鏈形態,即生產者驅動的價值鏈、購買者驅動價值鏈和“三角形生產網絡”價值鏈。在這種分工模式治理之下的市場結構中,發展中國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環節,由于進入門檻低,產能擴張很快,在價值鏈中的地位也越來越低;而發達國家或地區所占據的產業鏈、價值鏈兩端,則有著較高的利潤率,形成所謂“微笑曲線”。
2.源于我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可以歸結為: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以基本建設為主的投資,高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環節,出口高度依賴加工貿易,競爭戰略高度依賴成本價格,而研發、設計、營銷等高端環節高度依賴外資。這種模式在過去我國經濟基礎薄弱的條件下,支撐了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積累了上述結構性缺陷和矛盾。
特征之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以基本建設為主的投資,強化了投資與重化工業之間的自我循環,導致原材料型重化工業的高比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這是一個以投資帶動和重化工業為主導的時期,但我國現行體制又強化了這一特征,如過度追求GDP,人為壓低土地、環保、勞動力、資源價格等成本、保持低利率和低匯率等,加劇了投資——重化工業(資本密集)——投資的自我循環。而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 60%以上屬于建筑安裝,只有1 /4—1 /5為設備、工器具購置,而建筑安裝帶動最大的行業是鋼鐵和建材。
特征之二:生產高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環節,出口高度依賴加工貿易,而研發、設計、品牌、供應鏈管理和營銷等附加價值高端環節高度依賴外資,導致我國高度集中在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低端。一方面,使得我國工業所占比重很高、名義高度化提高較快,同時造成能源資源的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另一方面,由于附加價值、能源資源消耗少、污染小、附加值高的高端環節被外方所控制,使得產業實際高度化水平并不高,并抑制了國內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影響到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國對能源資源的需求和對環境的影響,既有內部需求的原因,也有全球分工的因素。此外,由于競爭加劇,促使企業加快設備更新和提高裝備水平以提高競爭力,而技術過度依賴勞動力稀缺的發達國家,必然使得技術進步排斥就業,在剩余勞動力沒有充分轉移的情況下就開始了資本深化。
特征之三:以價格為主的競爭戰略,形成了技術進步對降低成本的路徑依賴。產業戰略學家波特將競爭戰略區分為成本領先、差異化和細分市場,并認為當今國際競爭的重點由企業的競爭轉向產業價值鏈的競爭。而價格戰仍是我國企業競爭的主要方式。立足于價格競爭,就需要更低廉的要素價格來維持競爭力。在外源性增長中,即使是技術能力提升,也因為定位在價格競爭,仍然導致收入增長緩慢和貿易條件惡化。在內生性增長中,資源價格和環境成本偏低,降低了重化工業的成本,雖然加快了經濟增長,但加劇了能源資源和環境的矛盾;同時,由于重化工業資本密集、所需勞動力少,企業所得比重高,個人所得比重低。上述兩個方面都決定了,居民并沒有同步分享國民經濟的增長,不改變這種路徑依賴,就很難提高消費比重和優化產業結構,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就難以實現。
3.源于目前所處的工業化階段和“二元結構”突出的國情。一方面,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城市化的加速推進和住房、汽車所帶動的消費結構升級,加大了對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的需求。根據國際經驗,無論是按人均收入水平的截面分析,還是發達國家和后起工業化國家的發展過程,都可以看出工業化中期顯著的重化工化趨勢。重化工化的動力來自積累的迅速提高和需求結構的快速轉變兩個方面。工業化中期階段的高積累率,為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發展提供了資本供給;而最終需求結構迅速變化,消費品內部由以衣食為主向住、行為主轉變,中間產品需求份額不斷提高,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大規模建設交通等基礎設施,直接導致了以能源、原材料、化工及機械裝備等重化工業的發展。尤其是我國希望在短時期內實現趕超目標,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更加加劇這一矛盾。發達國家的經驗還表明,工業化中期還是環境污染強度上升時期。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曾遇到資源、環境的壓力,面臨“增長的極限”。以至于羅馬俱樂部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了“均衡增長”,甚至“零增長”的主張。而事實上,發達國家是完成工業化以后,依靠技術進步、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才使得它們成功地擺脫了資源、環境的壓力,成功地實現了以要素投入為主,向依靠技術和知識等軟投入為主的轉型。另外,我國“二元結構”突出,擁有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待轉換,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持續的低勞動力價格,也使得固化于勞動密集型行業或環節具有可能性。
4.源于追求數量增長的體制機制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建立了有利于數量增長的制度環境,維持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這一制度環境也為形成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當前的結構性缺陷埋下了伏筆。
一是以增值稅為主、消費稅從生產環節征收的財稅征收體制,以及財政分灶吃飯分配體制,刺激了各地方發展工業的積極性。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其影響,人為降低土地、環境、人工成本和影響信貸發放,盲目發展對經濟增長拉動明顯、而對資源環境影響較大的重化工業。而且,越是投資規模較小的企業,盡管在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方面不如規模經濟突出的大企業,但由于所需要的政府審批級別低,更容易得到批準。
二是政績考核和國有企業考核體系還不盡科學合理。追求GDP增長成為事實上的政績考核目標,而在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會保障、環保、生態和公共安全等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的考核和約束不足。對國有企業考核側重于短期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企業存在明顯的短期行為。
三是扭曲的資源要素價格與環境的低約束,強化了要素密集型產業和粗放型增長,造成了對資源要素的過度需求和浪費。另外,對低要素成本和低價格競爭的路徑依賴,而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營銷、品牌培育等關鍵環節的滯后,還導致了我國用工主要集中于對較低文化素質勞動者的需求,而大學生等較高文化層次勞動者就業困難。
二、“十二五”時期顯著變化的環境和條件
(一)國際環境變化:經貿增長趨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壓力加大。
前一段時間,我國經濟之所以取得持續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序上得益于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并推動了全球經濟和貿易持續增長,使發達國家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為我國出口提供了增長空間。“十二五”時期,從國際上來看,和平和發展仍將是主流,但一些重要因素將發生顯著的變化。主要包括:前期依靠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推動的全球貿易高速增長和經濟持續繁榮的態勢在“十二五”時期難以再現;以綠色能源、生物技術為主導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之中;各國對能源、資源的爭奪將進一步加劇,而國際上對氣候變化和環境的關注度日益增加,新能源和氣候變化將成為未來國際關系和國際經濟競爭的重點。
1.國際經濟和貿易處于緩慢增長期,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下降,外向型經濟面臨較大挑戰。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主的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分工深化、美國消費的持續擴張,推動了過去一段時期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產能快速擴張。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消費、金融創新和信用擴張過度卻又缺乏有效監管所致,但也是上述電子信息技術革命效應衰減的表現。“十二五”時期,國際經貿發展格局將發生較大變化。首先,長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美國消費,美國消費又過度依賴負債和信用支撐,依賴虛擬資產膨脹產生的財富效應。其對現行消費模式的調整,必將影響全球貿易規模擴大。如近年來美國個人儲蓄率有所上升,歐盟一些國家也出現類似征兆。其次,電子信息技術帶動形成的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尚未形成。最后,上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來自東南亞一些國家,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而與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競爭的東南亞國家則遭受比較嚴重的沖擊。我國抓住機遇,較快地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重新邁入快速增長軌道。與之不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以發達國家為主的國際市場空間顯著萎縮的同時,我國的一些競爭對手,包括像印度、越南等新興發展中國家也對我國出口形成了強力競爭,國際競爭將更為激烈。同時,不同于過去FDI的高速增長,未來一段時期,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很難維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全球FDI有可能走“L”形增長道路,這對我國吸引FDI形成挑戰。
總之,“十二五”時期,雖然主要發達國家有可能走出衰退走向復蘇,但由于增長動力不足,而將面臨一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貿易保護將會愈演愈烈。同時,隨著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后起國家的加快發展,有可能對我國傳統的出口產品形成沖擊。上述變化表明,我國前一時期出口高速增長將難以重現,并要求我們采取措施改善國際環境,提升貿易結構。
2.世界性環境和氣候危機導致發展理念和規則的變化,將推進全球性產業結構轉型。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工業文明,使得人類社會對氣候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氣候變化成為當前全球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為應對氣候危機,加強全球合作共同對抗氣候變暖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使命,美國也由過去消極對待轉向積極加入氣候變化談判行列,全世界正在努力達成保護地球氣候的法律協議。在此過程中,發達國家在承諾削減排放的同時,也會竭力保持在技術方面的控制力和增加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減排壓力。尤其是美國正積極構建低碳經濟的領導地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憑借其在新能源、節能環保領域上的領先優勢,推動形成“碳減排”、“碳關稅”等規則或準則。與此同時,在微觀層面和社會層面,以保護環境、勞動條件和勞動權益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責任標準(SA8000),或者以加強社會責任管理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趨勢有可能得到強化。
上述趨勢表明,新能源、低碳經濟及氣候變化將成為未來國際關系或國際經濟競爭的重點,在積極推進全球產業結構轉型的同時,將對國際貿易與投資產生深遠影響。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宣布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對我國產業結構加速轉型升級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不但影響到目前我國出口導向型產業,而且那些前一階段發展比較快、產能規模大、“十二五”時期有能力走向國際市場的重化工業,將面臨極大挑戰。上述條件變化,要求我國既要堅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積極參與氣候變化談判,又要以此為契機,形成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倒逼機制。
3.全球范圍的能源、資源爭奪戰,對建立資源供給保障體系和調整產業結構提出了要求。能源、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工業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質保障。過去主要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曾面臨能源、資源制約,由此而爆發了多次戰爭以保證資源的供給。發達國家當前雖然完成了工業化,但其對能源的需求仍然強勁,再加上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世界人口大國,正處于高速增長期,全球對能源、資源的需求將超過以往。另外,大部分重要的能源、資源基本上由少數國家或跨國公司所控制,或者受到大型國際炒家的操控。近年來出現了這樣一種趨勢:主權國家越來越多地對能源、資源的外國投資進行限制,甚至一些東道國要求與外國投資者重新談判投資合同,要求加強對能源、資源的控制權。未來一段時期,圍繞對能源、資源的爭奪將更加激烈。我國不可能像一些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戰爭解決資源保障問題,但著眼全球,建立穩定的資源供給體系迫在眉睫。
4.以綠色能源為主導的技術革命正孕育新的產業革命,將催生一批新興產業。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機都孕育著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當前人類社會面臨的能源資源、環境和老齡化等突出矛盾,從解決這些矛盾所帶來的技術創新,以及這些技術創新的滲透和輻射能力來看,新能源、新材料、環保設備和新醫藥產業將會有快速發展。事實上, 20世紀末,發達國家就開始了大規模的綠色能源技術研究。1999年,美國推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超導伙伴研究計劃。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一些重要國家均通過加大技術創新支持力度,將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作為重要領域,綠色能源等新能源產業很有可能將成為下一輪產業革命的重點。如2009年,美國把培育綠色產業和新能源作為經濟復蘇計劃的核心,明確提出逐步以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日本宣布實施“綠色新政”,大幅度提高太陽能發電量和新型環保汽車使用量;歐洲也把可再生能源作為戰略重點。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也在大力推進生物科技、納米技術等高技術研發。在其中一些領域,我們也正處于相近的起點。盡管新一輪技術革命尚在醞釀之中,但為搶占未來制高點,我國必須從現在開始加大科技投入,形成新興產業的技術基礎,避免再次陷入技術主要依靠國外的困境。
(二)國內條件變化:處于從工業化中期向后期轉變的過渡時期。
1.設備投資顯著上升將帶動裝備制造快速發展,高投資率會保持對原材料型重化工業的較大需求,能源、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將繼續突出。投資與消費比例的變化,將對產業結構調整產生很大影響。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的過渡時期,投資率仍呈現上升的趨勢。如根據錢納里、麥迪遜等人的研究,儲蓄、投資在低收入水平階段迅速增長,只有到工業化后期以后才開始穩中趨降。積累率的提高,保證了工業化過程中對勞動力的吸納,保證了有機構成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保證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十二五”時期,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加快推進的時期,從各國經驗來看,這一時期投資率保持穩中略升的趨勢。即使考慮到我國投資率達到了其他國家未曾出現的高度(2008年為43.5% ),但由于未來一段時期,國際經濟和貿易不太可能獲得前10年的高速增長,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趨于下降,因此,“十二五”時期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有可能下降,但因抵消凈出口份額的下降,投資占GDP的比例仍將保持較高。高投資率在支撐我國未來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將給能源、資源和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在投資結構內部,將呈現設備投資比重上升、基建投資比重下降的趨勢。
一是面對已經形成的大規模加工制造能力和產能過剩,以升級改造為核心的投資將成為重點,將帶動機械電子等裝備行業的發展。如圍繞適應資源環境變化、推進節能減排及提高國際競爭力,通過信息化來推動工業化、用機電一體化的技術裝備改造傳統產業,并強化基礎零部件生產和技術開發水平。汽車、新的耐用消費品等需求上升,為機械、電子工業擴大規模創造條件。總的來看,制造業發展和升級將帶來設備投資的擴大,并呈現出對機電一體化設備需求的增加,尤其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機電一體化設備。
二是隨著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從過去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協調發展,而不斷加強文化建設、社會事業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并加快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形成向文化、教育、衛生、體育和環境治理等公共領域大幅度增加投資的需求。
三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繼續推進,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仍有較大空間。另外,其他基礎設施必須完善,如為提高出行效率,將加快發展軌道交通和交通干線建設,發展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完善綜合運輸體系等,將會保持對原材料型重工業的較大規模的需求,但相比而言,其增長的速度將有所放緩。但由于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業規模龐大,“十二五”時期將是能源、資源和環境壓力最為突出的時期。
2.消費結構升級將帶動住宅、汽車、新興耐用消費品和服務消費較快增長。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投資率和凈出口變動相關。一般條件下,在工業化初期,消費所占比重高,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該比重不斷下降;直到工業化后期,逐步扭轉下降的趨勢,到工業化結束轉向后工業化時期,消費所占比重轉為上升。麥迪遜的研究也表明,大部分國家在工業化時期,消費占經濟的比重下降,只有美國比較穩定。過去一段時期,我國消費率與國際比較雖然明顯較低,但仍然具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2008年為48.6%,比1990年下降了16.2個百分點。“十二五”時期,隨著我國勞動生產率和社會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需求將進一步擴大,消費率將扭轉下降的趨勢,但提高幅度不會很大。
與消費需求總規模的擴張相比,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由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過渡,消費結構的升級變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更為突出。根據需求規律,參照2000年以來我國城鄉消費結構變動趨勢和不同收入組別需求變動規律,“十二五”時期,我國消費結構變動趨勢特征是:一是食品、衣著消費支出比重下降。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滿足基本生存的食品、衣著消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國際經驗如此,我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但由于人們追求生活的便利和高質量,用于加工性食品、家外就餐、保健食品等功能性食品的支出將明顯上升。二是隨著人們對居住和生活便捷程度要求的提高,住宅消費支出比重較快增長,汽車進入家庭更為普及;同時,帶動新型耐用消費品需求增加。三是隨著收入的提高,用于文化、教育、娛樂、醫療保健、旅游、交通通信等服務性支出比重將較快增長。四是由于社會化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健全,金融保險、法律、信息咨詢等服務在消費需求中的比重也趨于上升。
3.生產“迂回化”和分工深化,推動中間需求型行業地位和結構變化。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推動產品的加工層次和專門化程度增加,將呈現“迂回化”趨勢,導致中間需求比重上升。如根據錢納里多國平均模式,在工業化中期至結束階段,消費在總產出中比重下降主要由中間需求的增加所彌補。中間需求在總產值中的比重由41%上升到45%;總體聯系率也明顯提高。根據我國投入產出表數據,我國經濟總產出中,中間使用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1.08%提高到2007年的67.51%,而同期總體聯系率由1.567上升到2.176。這意味著我國每1億元最終需求,帶動的中間生產由過去的1.567億元上升到2.176億元。在“十二五”時期及至2020年,這種趨勢還將繼續保持。
中間需求主要從三方面影響產業的發展變化:一是要求中間投入產品品種、規格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帶動新型材料和元器件地位的上升。比如,對鋼材的需求中,與建筑用鋼材相比,汽車、造船等制造業用板材需求上升。但考慮到我國原材料工業比重已經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水平,并有較大的技術節能、節材空間,因而原材料行業的比重變動不會太大,甚至略有下降。二是中間需求中的制成品比重上升,初始產品需求比重下降。三是從企業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帶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一方面,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制造業企業內部的服務效率,對提高企業競爭力日益重要。這些服務不僅包括市場調研、研發設計、后勤服務、供應鏈管理,還包括組織協調、人力資源管理和培訓、法律、金融及會計服務等;另一方面,與產品相關的外部服務也日益成為利潤的重要來源,包括賣方金融服務、配送、安裝、系統集成、售后服務和技術支持等。
4.工業化成本顯著上升,對產業結構加快轉型升級提出迫切要求。隨著石油及其他重要礦產資源、土地和水資源的供應緊張,勞動力低廉優勢遞減,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社會協調投入力度加大,再加上一些國家為遏制我國發展抬高我國經濟增長的成本,將導致我國面臨工業化成本顯著上升的壓力,這對我國產業結構擺脫過度依賴加工制造低端環節、過度依賴物質要素投入、加快轉型升級提出了較為迫切的要求。
一是礦產資源需求增加和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導致生產資料成本抬升。除煤炭及少數小宗礦產資源外,我國絕大多數資源的人均擁有量都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國又是一個人口大國, 13多億人進入工業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資源,即使是使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其規模也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國際上重要的資源供給被少數跨國公司所壟斷,再加上國際炒家出于對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國的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需求增加的預期而進行的炒作,國際市場鐵礦、鋁土礦和石油等重要資源價格將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
二是土地和水資源的硬約束增強,保護和治理生態環境的要求提高。我國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耕地后備資源十分緊缺。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費,導致土地壓力非常突出。土地已成為長三角、珠三角許多企業發展的第一位限制條件。同時,資源性缺水和水污染嚴重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再加上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具有明顯的粗放型特征,大量開采、大量生產、大量廢棄的發展模式加速了對環境資源的消耗。未來一段時期,由于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的需求還將上升,而城市化進程加快對水、土地等資源的需求也會增加;生態環境的惡化還會增加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環境成本將較長時間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彌補上一階段環境的“欠賬”,加大改善和治理環境的力度無疑將使社會發展成本上升。
三是人工成本上升。如2001—2008年間,城鎮單位職工人均工資年均增長15.2%。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加大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力度,尤其是對中小企業用工成本帶來顯著影響。而且,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導致勞動力成本在未來也趨于上升。
四是防范和應對社會矛盾沖突任務加重,促進社會和諧成本上升。國際經驗表明,從工業化中期到工業化后期的一段時期,是收入差距擴大、環境壓力加劇的時期,以至于有人稱之為“社會矛盾凸顯期”。我國已進入這一時期,經濟有可能繼續保持較快發展,但社會矛盾有可能加劇。這也對加大社會保障、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均衡社會利益關系,使社會財富再分配向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傾斜提出了要求。
5.勞動力供給出現轉折、資本進一步深化,為我國加快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既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充分享受到了“人口紅利”。但是,“十二五”時期,我國勞動力供給將進入轉折時期,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盡管剩余勞動力總量仍然較多,但呈現出“總量過剩、結構差異明顯”的特點。如按照聯合國中方案人口預測,從2015年開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從提高的趨勢轉為逐年減少。而根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將從2011年趨于穩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西部17個省2749個行政村的調查表明, 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 /4的村莊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另有研究表明,由于農業勞動力不斷地向非農產業轉移,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以中老年為主, 40歲以上的占近50%; 16—30歲之間的不到20%。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在用工上升時出現“用工荒”,也在顯示我國勞動力供求格局正在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我國就業人口的撫養系數將顯著上升,這不但要求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還要求通過產業升級、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高撫養能力。
另外,從各國的經驗和產業經濟理論來看,工業化初始階段經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投入增長加快;在工業化中期階段,資本積累能力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也取得進展,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增量最大;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后,隨著人力資本積累導致生產要素稟賦的提升,技術進步取代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前一時期的較大規模的人力資本投資和通過干中學,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比較有利的人力資源儲備,再加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大力支持自主創新等,有理由認為我國也將出現技術進步加速的態勢,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可能。其一,“十二五”時期,隨著產能過剩矛盾的加劇,市場競爭將更為激烈,將繼續資本深化的趨勢。其二,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增加教育投入力度,勞動力素質得到較大提高。如每10萬人口中擁有在校大學生數,由2000年的439人增加到2007年的1924人。其三,得益于我國實施國家創新戰略,增加教育培訓和研發投入,較快地提升了我國的整體創新能力。如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從2000年的0.9%,提高到2008年的1.52%。“十二五”時期有望繼續提高。從《全球競爭力報告2006—2007》對125個國家或地區的排名來看,我國教育和培訓排名第77位,創新能力則相對靠前,排名第46位。其四,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我國無論是在產業規模上,還是加工技術能力方面提高都較快,具備了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和供給條件。如從需求來看,隨著要素成本上升,企業對通過創新來增加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的迫切性增強。從供給來看,我國企業資金積累能力得到提高,再加上大規模制造能力和產業配套條件的形成,有利于技術復雜、零部件較多的產品在技術突破后能夠迅速產業化。隨著我國裝備工業水平和高新技術企業比重的提高,本土裝備制造企業、研發型企業與用戶企業之間的緊密聯系,不但為裝備制造業和研發型企業的技術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而且,也為龐大的用戶部門提高技術進步速度提供了可能。
三、“十二五”時期產業結構調整戰略框架
(一)基本原則和戰略要求。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由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過渡時期,也是產業結構將發生顯著變化的時期,立足于我國大國國情和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著力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結構矛盾,產業結構調整戰略的確定應堅持以下基本原則:一是堅持長短結合,處理好近期應對金融危機的產業結構調整要求與長遠升級的關系;二是堅持有利于提高國家整體競爭力和提升國際分工地位,處理好參與國際分工與改善貿易條件的關系;三是堅持提升要素稟賦與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相結合,處理好產業結構升級與擴大就業的關系;四是堅持集約發展、節約發展和環境友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
同時,作為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戰略,應該具有主動性、多維性、全局性、規則性、開放性等多方面的特點。主動性是指要有超前思維,積極主動、未雨綢繆。既要適應全球化進程中產業鏈競爭的要求,又要不局限在簡單地按照要素稟賦形成的靜態分工,要盡量、盡快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多維性是因為作為一個地域大、生產力水平發展差異懸殊的轉型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戰略既要考慮現有的比較優勢產業,更要考慮培育形成更高層次的比較優勢產業和戰略性產業;既要滿足需求結構的升級要求,也要擺脫資源要素的制約。全局性是指作為產業結構調整戰略不應拘泥于個別行業、個別地區,而應該著眼于全國整體、未來發展的全局性問題。規則性是指我國正處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轉型期,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但不完善,尤其是過去建立起來了比較適宜于數量增長體制機制。新時期產業結構調整戰略,不但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而且要建立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相適宜的體制機制;同時,要積極參與國際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相關談判,在對相關規則的修改中保護國家利益。
(二)戰略目標。
適應分工模式變化和我國產業結構矛盾轉換的要求,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著力點就應擺脫單純的比例關系調整,從產業鏈、價值鏈的角度,突破關鍵環節、提高加工深度和附加值。因此,“十二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應實施“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的戰略,加快實現由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主要理由如下:
1.經過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發展以及伴隨國際分工趨勢的變化,我國過去存在的輕重工業之間、加工工業與基礎產業之間等部門數量比例不協調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產業結構矛盾呈現出主要受到關鍵環節制約的特征,比如,農業雖然面臨基礎不穩的問題,但技術服務、標準化、信息化、良種化、檢測、監控、認證、加工、營銷、流通等為農業提供加工和服務不足的矛盾更為突出。工業生產能力龐大,但大而不強、名義高度化較快而實際高度化不足,決定市場地位和附加值的研發、設計、營銷、品牌、供應鏈管理等產業鏈、價值鏈兩端關鍵環節滯后或缺失等,已成為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最重要的因素。
2.在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關系上,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的發展并不能獨立于制造業升級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外,也不是簡單地提高第三產業投資就能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我國政府曾多次出臺促進服務業的專門政策,而第三產業比重提高緩慢,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主要是因為:(1)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工業的投資效果系數要明顯高于服務業,如果單純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未來一段時期,工業在GDP中的比重還有可能提高; (2)從第三產業的主要源泉來看,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市場調研、研發、設計、咨詢、營銷、供應鏈管理、物流和品牌等關鍵環節薄弱,雖然在產業結構上體現為生產性服務業的滯后。但上述關鍵環節很可能首先是制造業內部活動,只有當制造業企業這些職能部門發展到一定水平,并實現社會化服務而成為獨立經營的企業時,才轉化為生產性服務業。同時,初級產品、初加工產品對服務業的需求與精深加工產品對服務業的需求也有很大的差異。因此這些關鍵環節的突破和壯大,一開始并不一定表現為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大,而有可能首先是在制造業企業內部實現。但其發展壯大,最終會導致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大。或者說,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制造業的升級。在消費性服務業方面,只有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進而提高收入水平以后,人們的消費重心才有可能從以物質消費為主轉向以服務消費為主。而只有向價值鏈中高端提升,才有可能提高收入水平。
另外,同樣是加工制造,日本和我國臺灣可以取得比我國大陸加工制造高得多的利潤率而處于價值鏈的中高端。一方面是擁有先進的制造技術和設計能力;另一方面是其創新性的管理和資源整合能力。這表明在加工制造環節,也包括有技術、設計、管理和資源整合的潛力,有價值鏈提升的空間。實施“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的戰略,并不是不要發展制造業,也不是只重視制造業,而是要在發展制造業的過程中,通過強化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營銷和品牌,以及促進分工深化、增加加工深度,形成高品質與快速響應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生產率和國民福利,實現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通過制造業升級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互動發展。
3.實施“突破關鍵環節,提升價值鏈”戰略,不但可以實現分配效應的改善,而且,還可以通過向產業鏈、價值鏈兩端的延伸和加工深化,增加產業之間的協調性,減少對能源、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推動節能減排,促進就業,實現經濟目標與環境目標、社會目標的統一。
圍繞上述戰略目標,產業結構調整宜按照如下思路進行:堅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圍繞提升國際分工地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社會效應和環境效應,重點突破研發、設計、營銷、品牌培育、技術服務、供應鏈管理、專門化分工等制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環節,增加加工深度;通過制造業的升級,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加快發展;通過關鍵環節的突破,實現新型工業化和由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努力構筑三大格局,即傳統產業新型化和新興產業規模化的產業結構優化格局;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的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協調配套、共同發展的企業組織合理化格局;促進工業新型化和服務化、農業產業化、服務業知識化,形成三次產業相互支撐、共同促進的融合化發展格局。
(三)戰略任務。
1.加快從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中高端轉變。我國產業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來自過度偏重加工制造,并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加工制造能力,無論是從全國還是從全球競爭來看,這種加工制造能力都呈現過剩和過度競爭的態勢,而對能源、資源消耗小、環境污染輕和對價值提升作用突出的市場調研、研發、設計、營銷、供應鏈管理、品牌和專業化服務等關鍵環節薄弱,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自有品牌的產品少,關鍵設備、關鍵部件、關鍵原材料仍然高度依賴進口。正是這種結構性缺陷,使得我國國際分工地位低下、附加值低、貿易條件惡化,并帶來比較突出的能源資源環境問題,呈現難以為繼的態勢。解決我國產業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就是首先要改變過度偏重加工制造并處于價值鏈低端,以及由此帶來的產能過剩、過度競爭和對能源、資源、環境沉重壓力的狀況,因此,一方面,應通過提高研發、設計和加工制造水平,強化加工制造環節的核心競爭能力;另一方面,著力向研發、設計、營銷、供應鏈管理、品牌和專業化服務等價值鏈兩端的關鍵環節延伸,促進向產業鏈高端發展,增加在全球產業鏈中高附加值產品和環節的比重。
2.促進由以價格競爭為主向以非價格競爭為主的轉變。從全球來看,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裝備的現代化,出現了柔性生產、及時生產、敏捷生產體制,使得按個性化定制成為可能,產品的競爭也更多地由過去的價格和品質競爭,轉向價格、品質、個性化、響應速度和服務的競爭。我國目前絕大多數還主要依靠價格競爭。雖然對單個企業而言,采取什么樣的競爭戰略,這是微觀問題。但如果絕大多數企業都主要依靠價格競爭,并帶來能源資源環境問題,那就演變為需要借助國家戰略和相關體制與政策進行調整的宏觀問題。這是因為競爭戰略與發展方式和技術進步方向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如果競爭戰略定位于追求低成本、低價格,那么企業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將沿著按規模化、標準化的路徑,靠大規模的自動化設備更新來實現;在政策上,也將產生不斷降低資源要素價格的訴求。如果競爭戰略立足于差異性、個性化的需求,則需要靠研發、設計、市場調研、響應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