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建立60年來,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大變動中,變動的目標主要是使貧窮落后的傳統的農業、農村社會轉變為繁榮富強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從1949-1952年,歷史稱作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新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得到了重構。官僚買辦階級、地主階級消滅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經濟社會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成為了國家的領導力量和社會基礎,形成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四個基本階級的格局。從1953-1956年稱為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國家工業化的同時,政府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動。從1957-1977年,是中國大規模進行工業化、現代建設的新時期,是中國階級斗爭進行的異常劇烈,異常頻繁的20年。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業勞動者階層有了變化,產業工人和商業服務員工階層快速擴大,私營企業主階層逐漸成長,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處于優勢地位,中產階層正在崛起。
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時期。這個變動自1840年鴉片戰爭就開始了。歷經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階段,一直處于大變動中。就其社會性質來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屬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作準備。新中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立,接著就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新中國建立60年來,中國社會仍一直處于大變動中間,變動的目標主要是使貧窮落后的傳統的農業、農村社會轉變為繁榮富強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經過艱苦奮斗,經過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第一個到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等多個社會大變動的階段,正在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本文專就新中國60年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動情況作一個分析。
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由皇權和封建官僚集團控制的農業社會,由地主和農民兩大社會階級為主體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兩千多年沒有什么變化。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迫開放口岸與外國通商,洋務運動,有了近代的工業和商業,有了中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走上了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道路。但由于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地主、官僚階級的封建統治,近代的工業和商業發展得非常緩慢,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化也非常緩慢。直到1949年,中國的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70%以上,中國的農民占總人口的89.4%,中國仍是個農業社會的國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0年來,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使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地變化,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幾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以下分多個歷史階段勾勒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演變的輪廓。
一、新中國成立前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
1926年毛澤東同志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作了全面的分析,系統深刻地闡述了關于新中國建立前的社會階級階層狀況,他是從分清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這個視角來分析舊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的。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情況是:
第一,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這是兩個代表中國最落后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的階級,他們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是中國革命的對象。本文中還指出,特別是大地主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后來,提出了官僚資產階級。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毛澤東說: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
關于這幾個階級的數量,有關方面沒有公布過詳細數據。關于地主階級,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有過一個數據,富農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連地主一起共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但這個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說法,是個估計數。1950年代,全國進行土地改革,浙江省在土改后公布過一組數據,全省地主占農戶總數的2.8%,占有土地總量的20.67%,富農占總戶數的2.01%,占土地總量的6.7%。河北省定縣,地主占總農戶的1.9%,人口占3.01%,富農占農戶總數的4.43%,人口占7.07%。定縣是老解放區,1947年土改,劃定的地主富農多一些,浙江是1950-1952年土改的,劃定的地主富農要少一些。全國大多數地區是1950年代初土改的,所以浙江的數據有代表性。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同志在論文中稱他們為中產階級。1860年代以后,中國開始有了近代工業,產生了第一批資本家。他們辦工廠、開礦山、開銀行等新式企業,這些人大多是由原來的官僚、地主和富商轉化過來的。開始發展相當緩慢,直到廿世紀初,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德等列強陷于戰爭,中國的近代工商業才較快地發展起來,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新興城市迅速崛起,一批民族資本家涌現出來了。
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階級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他們要自強,要發展,他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矛盾,所以他們也是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軟弱,自身力量并不強大,有不少民資本家本就是官僚、地主轉化而來或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與這些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民族資產階級同工人、農民又有剝削被剝削的關系,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兩重性,在整個新民主主義時期是動搖不定的中間派。
第三,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于這一類。這個階級,一般擁有少量的生產資料或擁有專業技術知識,自己勞動,不剝削人。自耕農和手工業者、小商人都是小生產經濟,中小學教員、小律師、醫生、事務員屬自由職業者,都屬于小資產經濟地位。這個階級人數眾多,同時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一般都能擁護革命和參加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軍。
第四,半無產階級。包括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等。這里的半自耕農是指自有的耕田不夠種,還要租別人的田種,或者還要出賣勞動力,受人剝削。這就是后來稱的下中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他們受剝削最重,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受革命宣傳。下中農和貧農在農村人口約占70%。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小手工業者(即農村中的五匠)、店員、小販的經濟地位同貧農不相上下,也是革命的力量。
第五,無產階級。他們是現代工業的產業工人,當時主要是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等產業的工人。中國的工人階級,他們人數不多,毛澤東估算當時約為200萬人。但他們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他們的經濟地位最低下,除雙手外別無長物,他們受到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斗。此外,城市中的苦力、搬運夫、清道夫和農村中的雇農,也屬于工人階級一類,他們的經濟地位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生產上的重要。
第六,游民無產者階層。城市失業的人群中,有很多人被迫淪落到沒有任何謀生的正當途徑,不得不尋找不正當的職業過活,成為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成為游民。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往往結成各種秘密組織,這是個動搖的階層,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也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
第七,農民階級。毛澤東這篇綱領性的文件中,主要是精辟地分析了占當時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體。但他沒有把農民階級單獨列出來分析,分散在各節中。他把農民階級分為五個階層。一、富農,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二、自耕農(中農),農村中的小資產階級;三、半自耕農、貧農,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四、雇農,農村中的無產階級。據后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的估算,富農占農村人口的5%,地主也占5%,中農約占農村人口的20%,貧農連同雇農約占農村人口的70%。
二、1949-1952年經濟恢復時期階級階層結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舊中國長期備受侵略、軍閥混戰、經濟腐敗、民不聊生的局面,標志著中華民族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新中國的成立,不僅徹底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了新的共和國和各級人民政府,而且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等措施改變了原來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同時也改造了舊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形成了新的社會結構。早在1949年4月,中央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據此,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立即將上述官僚資本收歸人民政府所有。到1949年底,人民政府共沒收官僚資本的工業企業2858個,沒收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和地方銀行2400多家,沒收了國民黨政府交通部系統的運輸企業和鐵路車輛和船舶修造廠30多家,沒收了中國石油、中國鹽業、中國茶葉、中美實業等數十家壟斷性貿易公司。沒收這些官僚資本,歸全民所有,經過改造、調整,成為后來國有企業、國有經濟的主體。在沒收的工業企業中,僅職工就達129萬余人,其中生產工人75萬人。到1949年底,在全部工業資金91億中,國營工業有70.9億元,占78.3%,已處于占主體的地位。
1956年6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指出,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自此,土地改革運動在全國新解放區全面展開,到1952年底勝利結束,土改使全國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七億多畝土地和一部分生產資料,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土地改革運動徹底摧毀了中國的封建剝削制度,消滅了地主階級。土地改革運動的總路線、總政策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所以土改之后使農村中的貧農、下中農、雇農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大大提高。貧雇農和一部分中農成為農村基層政權、基層組織的領導骨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
從1949-1952年,歷史稱作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在此期間還進行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等運動。通過這些運動和斗爭,打擊嚴懲了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人民政權在各地普遍建立,并且得到了鞏固,國民經濟恢復發展,社會生活秩序正常。新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得到了重構。官僚買辦階級、地主階級消滅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經濟社會地位有了極大的提高,成為了國家的領導力量和社會基礎,形成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四個基本階級的格局。
三、1953-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社會
學術界一般把1949年10月-1956年12月稱為過渡時期。又把過渡期的前期(1949-1952年)稱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把(1953-1956年)稱為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本節討論的是(1953-1956年)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階級階層變動的狀況。
毛澤東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我們后來常說的一化三改。國家工業化。經過三年的整頓治理,到1952年底,國民經濟恢復了,工農業生產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1936年)。1952年的工農業生產總值827.2億元,比1949年增長77.5%,約比最高水平增長20%,財政收入183.7億元,鋼產量134.9萬t,糧食3088億斤,職工工資和農民收入都有較大增長,人民生活普遍得到初步改善。這就為進行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早在1951年中央政府就醞釀制訂經濟建設的計劃,1952年初成立了周恩來,陳云為首的領導小組,經過長期的研究討論,并且聽取了蘇聯領導和專家的意見,數易其稿,編制成了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并且決定從1953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進行大規模以工業為主的國民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進行得很順當,首先是黨和政府傾注了最大的力量,且中央和各級領導認真執行,動員了全國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投入到經濟建設,廣大群眾非常擁護,建設熱情極高,再加上得到了蘇聯黨政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先后援建了156項重點工程,再加上各地自建的694項限額以上的重點工程,一五期間共投入建設資金766億元,約合7億兩黃金,其中投入工業制造、交通、運輸、郵電等基本建設的投資占大多數,而在工業建設又以重工業為主。經過一五建設,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為后來的工業化發展開了個好頭。
三大改造。就在國家工業化的同時,政府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造原來準備用10-15年時間完成,但在實踐過程中,都大大超前實現了。首先是農業,這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通常稱作農業合作化運動。早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就作出決定,準備通過互助組(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家庭經營、集體勞動)、初級農業合作社(生產資料私人所有、集體勞動、集體經營)、高級農業合作社(生產資料集體所有、集體勞動、集體經營)的形式,逐步把農戶組織起來。但到1955年夏天以后,大大加快了農業合作化的步伐。到1956年底,全國就實現了合作化。有96.3%的農戶入了社,其中87.8%入了以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高級農業合作社。有很多農戶并沒有經過互助組、初級社就直接成了高級社的社員。
全國眾多的手工業者,有的是在農村的木匠、瓦匠、石匠、裁縫、鐵匠等等。有的在城鎮,如鐵匠鋪、木工鋪、理發店、農具修理店等。因為在農村的這些五匠大都還種著田,所以在農村合作化運動中都入社成了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在城鎮中的絕大部分手工業者也都參加了各地城鎮的各種手工業合作社或是手工業聯社,這些合作社都實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城鎮手工業者成了大集體經濟的合作社成員。到1956年底,全國90%的手工業者,都加入了城鎮的合作社,實現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三大改造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采取了和平改造的贖買政策,先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由國營資經濟部門對私營企業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等,再逐步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實行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普遍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在公私合營的企業里,由國家投資或者國家派遣干部進入企業代表公股負責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原來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資產作價入股。此時的企業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有改變為公私共有,企業的領導權基本上是屬于國家,生產經營納入國家計劃。資本家本人按照量材使用,適當照顧的原則,在企業里變成一般管理人員或技術人員。企業每年經營的盈余,按國家的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獎金和企業股東股息分配。資本家得到的股息是規定為上述作價資產的5%。公私合營時,原定為七年,而后又延長三年。7-10年后,所有公私合營的企業都完全轉變為國有經營經濟。資本家本人也轉變為國營經濟中的一般管理人員或技術人員。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就消失了。
到1956年底,中國的一化三改取得了超過原定設想的進展。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提前實現,國家工業化發展很好。1956年工業總產值達到703億元,比1952年的343億元增長105%,翻了一番還多。全國職工隊伍由1952年的1580萬人發展到1956年的2420萬人。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把11171萬個農戶、5億多農民,組織到500多萬個農業合作社里,把約2000多萬手工業者,其中約有1200多萬城鎮手工業者組成了104430個手工業聯社等合作組織,農村的手工業者參加農業合作社。約71萬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和10萬資方代理人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的職工。到1956年底,全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被消滅,在城鎮實行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農村實行集體所有制,國家和集體已經掌控了各種資源的配置權,這就是說,到1956年,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中國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也就是在這個一化三改的過程中,向蘇聯學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在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建立起來,成為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基本特征。與此同時,隨著所有制的變革,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原來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組成的階級階層結構演化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組成的所謂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階級階層結構。對此,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作了闡述:官僚買辦階級已經在中國大陸消失,地主階級也已經消滅,富農階級正在消滅中,這些剝削階級的成員正在被改造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資產階級的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廣大農民和其他個體勞動者,已經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已經改變了原來的面貌,組成了一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隊伍。
從1949-1956年僅僅7年多時間,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兩次巨大的變動,而且是在這樣一個擁有6億人口的大國中實現了,這在人類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這也為后來數十年間中國發生了長期尖銳的、錯綜復雜和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斗爭,埋下了伏筆。
四、1957-1977年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
從1957-1977年,這20年,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經歷了太多的故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右派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中蘇論戰,三年災難,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蘇開戰,尼克松訪華,林彪事件,批鄧反右,打倒四人幫等等。這20年,中國發生的這些故事,都是全國性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把每個人每個家庭都卷進去了,起伏沉浮,振動朝野,震驚世界。但是,對于這段歷史,有人說是不堪回首,認為是大折騰,黑得不能再黑;有人說是歷史必然,在所難免,認為這是試驗和探索,孕育了改革開放的好結果。政界、學界至今沒有一個公允的說法。2008年,對改革開放30年做了許許多多的總結,2009年建國60年,至今卻沒有一篇像樣的總結。最大的問題是對前30年和后30年如何界定,如何銜接,還沒有正確公允的評說。
以階級階層理論的視角來觀察,這20年,是中國階級斗爭進行的異常劇烈,異常頻繁的20年,但這都是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斗爭呢?為什么利益而斗爭呢?至今還沒有說得清楚。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是,自從1950年代中期以后,用了蘇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說法以后,20年間,基本上沒有討論過,上下默認,也沒有為此專門進行過系統地調研。
關于這一階段的社會階級階層變動的情況,只能從統計數據和資料中作出一些判斷。
在經濟上,隨著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超額完成156項重點工程陸續建成投產,公私合營企業逐步轉變為國營經濟,全民所有制的工業商業空前發展。在農村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集體所有制又進一步發展,有一個時期,農民的自留地被沒收,家庭副業受到限制,農村農貿市場被關閉,一度想建立一個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社會,徹底消滅私有經濟。在這個過程中,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全國建立起來。至此,國家完全控制了城鄉社會全部經濟資源配置的權力。當然,這種違背了經濟規律的舉措,必然遭到了抵制。在大躍進失敗之后,出現了三年經濟困難,不得不進行了大調整,發還了農民的自留地,開放家庭副業經營和農貿市場,縮小基本核算單位等。到1965年,經濟稍有好轉。1966年又搞文化大革命,引發全國內戰,這實質又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最后把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生產資料、社會的經濟資源全部實行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的格局沒有變化,國家通過計劃經濟體制配置人、財、物等多種資源的體制沒有變,社會全體成員都不再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絕大多數人都是依靠按勞分配的收入過生活。二三產業的職工靠單位的工資,農民靠生產隊的工分。社會成員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職業的不同。在這個意義上論,社會成員的階級階層差別確實是大大的簡化了。表面上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兩個階級和一個階層都有太多的內涵,否則怎么能有這么復雜、尖銳、連綿不斷的階級斗爭?
從上表中,我們看到,這20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近二倍,人均GDP增長一倍,經濟結構已從一、三、二的格局轉變為二、一、三的格局,而且工業增加值已占47.1%,農業增加值降到30%以下。但是在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力仍占74.5%,20年只下降6.7個百分點,特別是因為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后,為了應對困難,實行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鎮,城市化率倒退到17.6%。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在1977年的總人口中農業戶口的人占82.4%,農業勞動力占就業人數的74.5%,中國還是個農業國家的社會結構。按照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框架分析,1977年的社會階級階層的狀況如下。
(1)工人階級。1977年底,在工業交通基建部門工作的職工共計4079.3萬人,比1957年的1185.9萬人增長2.4倍,比1965年的1866萬人增長1.2倍。在商業飲食服務業、城市公用事業和金融部門的職工,1977年共有1058萬人,比1957年的546.7萬人增長93%,比1965年的630萬人增加68%。中國的二三產業職工從1957年的1732.6萬到1977年的5137.3萬人。20年間共增加3404.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70萬人,其中約60%是從農村轉移出來的。
從1957-1977年,正是中國國家工業化大發展時期,雖然遇到三年經濟困難、文化大革命等的困難和沖擊,但工業化是一直在推進著的,所以還是發展很快的,職工人數逐年增加。在這一階段,工人階級的政治、社會地位很高,憲法明確規定,工人階級是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在實際工作中,在輿論宣傳等方面,報刊雜志,各類媒體、大小會議,大量宣傳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優越性。在社會上,工人職業很有社會地位,被尊稱為師傅、工人老大哥。能在國有大廠、大礦上當個工人在當時是許多青年人的理想。在有的大工礦企業里,有一家三代都在一個廠里上班的。在企業里,有職工代表大會等各種組織。工人參加管理,收入穩定,號稱是捧鐵飯碗的。在1950年代以后,工業戰線上還涌現了諸如孟泰、郝建秀、趙夢桃、王進喜等一大批全國聞名的勞動模范,并且還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選拔和任用了一批黨政干部,有的還擔任了黨和政府的領導人。
(2)農民階級。1977年底,中國農村人口7830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2.45%,比1957年的54704萬人,增加23601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180萬人。中國從1952年以后,一面大搞工業化,一面農民在逐年大量增加,一直持續到1995年,這個現象是中國特有的。從1957-1977年,是中國農民在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在農村建立過程中,進一步被組織起來,進一步失去生產經營的自主權,逐漸形成中國特有的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農民淪為城鄉分治、一國兩策條件下的二等公民。1958年1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城鄉分治的戶口登記辦法,限制農民由農業戶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限制農民進入城鎮。1958年秋季以后,全國實行人民公社化,農民被組織到23630個人民公社里。1962年以后,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六十條,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到1977年,全國有52923個人民公社、68.3萬個生產大隊、480.5萬個生產隊。也就是將全國7.8億農民被組織固定在480.5萬個生產隊中,平均每個生產隊166人。
實行土地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集體統一經營,集體統一勞動,集體統一分配。農民在生產隊參加勞動,每天賺取工分,秋后算賬,分得糧食和現金收入。在這種生產關系條件下,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在全國,國家雖然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平整土地,投入了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普及農業科技,但農業生產增長緩慢。1977年糧食產量28275萬t,比1957年農業總產量19505萬t增長45%,1977年在農業總產值1339億元,比1957年的537億元增長149.3%,但20年間,農業總人口增加2億多,所以農民收入增長緩慢,197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17.1元,比1957年僅增加了44.2元,平均每年只增加2.2元,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民勞動一年后還欠集體的錢。
在政治上,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農民階級也是領導力量,但是這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出了大力的、起了主力軍作用的階級卻被組織在人民公社的體系里,失去了對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失去了與城鎮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同等權利,失去了進入城鎮選擇非農業產業勞動的權利,在選舉市以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擇權也受到限制。那個時期,農村青年如想脫離農村,改變農業戶口,只有三條路:一是考上中專以上的學校、二是參軍、三是爭取到工礦招工的名額。
(3)知識分子階層。關于知識分子的數量,由于定義籠統,沒有專門的統計。1950年代,毛澤東有個說法,是500萬知識分子。他在八大預備會上曾說:我們黨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一千多萬個黨員里頭,大中小知識分子大概100萬。直到1962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在69458萬的總人口中,大學文化程度的有288萬人,只占0.4%,高中程度912萬人。其實,因為當時文化程度普遍低,所以把一部分中專和高中程度的人也稱為知識分子關于知識分子有500萬的說法是個約數。到了1978年,知識分子隊伍就有了很大的增加。據1978年統計,僅全民所有制自然科學技術人員就434.5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57.1萬人,農業技術人員29.4萬人)1978年,有大學專業教師20.6萬人,中等學校教師328.1萬人,小學教師522.6萬人,醫生310.6萬人。僅科教衛系統就有1616萬人,另外還有文藝、文化、體育、新聞等領域的,總數約有2500萬人。據1982年7月全國人口普查,在全國總人口100391萬人中,大學文化程度的只有604萬人,占總人口的0.6%,所以上述知識分子總數中,即包括大學文化程度也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專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從1957-1977年,正是中國大規模進行工業化、現代建設的新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需要科學技術,需要教育、衛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需要知識的支撐,需要大量的知識分子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早在1956年,國家就制定了從《1956年到1967年的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1956年,國家還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創造了中國科學院和在全國各地創建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機構,新建、擴建了許多高等院校,在各地建立了醫院和醫療衛生機構等,使知識分子隊伍迅速擴大了。在國家經濟社會建設大發展,在知識分子隊伍迅速擴大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凸現出來了,就是黨和政府如何正確使用和對待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如何正確對待自己,更好地為社會服務,也就是雙方如何正確處理好政府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專門有一節講知識分子問題,他說:我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分子中間也表現出來了。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里就存在著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這篇著名的具有創新意義的論文是1957年講的。隨后就展開全國共產黨整風運動,但不久就轉為全國的反右派運動,前后劃了55萬右派分子,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55萬人在全國總人口中不到1%,但這55萬人中,大多數是大中小知識分子。由此產生的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沖擊就更為嚴重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文化大革命本來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但是運動一開始就是以批判海瑞黑官,揪出吳晗等學者為開場的。打倒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同時也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直到把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文革期間,各級各類大中小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受到打擊,大學一度停辦,許多科研院所被解散,社會流行知識越多越反動、讀書無用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所幸,在多數大學和科研院所、文教事業單位里職工的鐵飯碗沒有砸,工資還繼續發放,有不少教師和專業技術人員和研究人員,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仍堅持本行業的業務和專業研究,他們為改革開放后各項業務恢復重建和復興作了準備。
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所有制結構已經由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隨著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變動,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城鄉結構、職業結構改變了,原來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組成的社會階層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動。農民階級分化了,規模縮小了;原來的工人階級分化了,但規模有了很大的擴展,知識分子階層的變化最大,社會地位普遍提高,隊伍也越來越大,還產生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整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的機制變化了,社會流動渠道增加,流動速度加快,整個社會充滿活力,正在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方向演變。
1999年,我們的社會學所組建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于2002年初發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報告》一書。我們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把全國社會成員劃分成十個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每個階層成員規模(在全部就業人員中的比重),1999年我們做的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結果,每個階層依次的狀況是:2.1、1.5、0.6、5.1、4.8、4.2、12、22.6、44、3.1。十年過去了,研究報告公開發表也近8年。近期,我們對10年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做了研究,也對我們發表的研究成果做了回顧與反思。
我們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狀況為標準作為劃分原則,總體上是符合現實的。由此劃分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十大階層,基本可以涵蓋全體社會人員。有些讀者建議我們要加宗教人員階層、離退休人員基層等,我們認為,對劃分標準作具體解釋就可以。如宗教寺院實際也是個大單位,其成員也是可以分層的。
我們在研究報告中關于十個社會階層排列的位序,十年來的實踐表明,這個位序現在還是成立的,只是各個階層的規模人數變化了,有些增加了,有些減少了,有些階層增加得多,有些增加得少。
當然,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推動下,特別是加入WTO以后,經濟發展走上了快車道,在基數已經比較大的背景下,GDP平均以10%以上的速度遞增。只是在2008年遭遇國際金融危機,才仍達到9%,2009年將超過8%。這十年,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國際影響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成為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家。正是在經濟發展這樣強力的推動下,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以下是社會各階層變動的情況。
(1)農業勞動者階層的變化。2000年,國家提出了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方針,各地的城鎮化建設發展很快,擴建新建了一批大中城市,長期僵化的戶籍制度有所松動和調整,特別是十六大以后,國家取消了城市對外來農民工、農業人口的設限的多種票證制度和收費制度,使農村剩余勞力進城務工渠道更加寬松,城鄉結構有了較大的調整,城鎮化的步伐加快了。1999年全國的城鎮化率為30.89%。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改變了統計指標,把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加上原來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兩者合并的人口,成為新的城市化率。所以2000年的城鎮化率就升為36.22%(一年就增5.33個百分點)。自此,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很快,到2007年已達44.9%,城鎮人口為59379萬人。與1978年城鎮人口17245萬相比,純增42134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453萬人。這樣一次巨大的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遷,中國現在有許多的積極、消極的問題都可以由此得到了解釋。在這部分城鎮人口中,約有60%-70%是從農村人口中轉移出來的,其中尤以18-45歲的青壯年為主,他們到城市就成了農民工。
城鎮常住人口的增加,就是農村常住人口的減少。前面說過,中國的一個特有現象,一面在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一面是中國農民在逐年增加。1952年中國有農民50319萬人,到1978年增加到79014萬人,增加28695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104萬人。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一直到1995年還是年年增加,達到85947萬人,只是增量減少了,平均每年增加408萬人。1996年以后,農村常住人口逐年減少了,到2007年,農村常住人口為7275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200萬人。
農村常住人口的減少,也就是從事農業為主的農業勞動力減少,據統計2008年,在全部76990萬就業人員中,從事農業的勞動者為31444萬。占40.8%。這比1999年我們抽樣調查的44%減少3.2個百分點。當然,這兩者不是一個統計口徑。據我們對一些地區的個案調查,農村里專門從事農業的勞動者已經較少了,多數是兼業農戶。所以,農業勞動者階層實際已經少于40%的比重。
世紀之交以來,特別是2002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大以來,國家對農村進行了稅費改革。全部免征農業稅費,給種糧農民發補貼,進行新農村建設,實行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重新建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進行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制度的建設,進行農村電網、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多年來,國家給農業、農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推進農業和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農業已連續六年獲得豐收,農民收入逐年增長,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4元,2008年為4760.6元,增長1.1倍,可以說是1990年代以來最好的。但是,因為農村原來的一些體制如戶籍,土地,就業,財政等制度還沒有改革,城鄉二元結構還束縛著農村、農業的發展,??三農問題還并未解決好,總的情況是農業問題解決的比較好,農村問題、農民問題仍很嚴重。2008年中共中央召開十七屆三次會議的決定指出:農業基礎仍很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仍然落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農民、農業勞動者階層還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弱勢群體。
(2)產業工人和商業服務員工階層。這兩個階層主要是二三產業中的員工,主要是藍領雇傭者。隨著經濟的發展,這兩個階層的隊伍擴大得很快。1978年在二產業的職工有6945萬,三產業的職工4890萬人,合計11835萬人,占就業人口總數的29.5%。2007年二產業職工20629萬人,三產業職工24917萬人,合計45546萬人,占就業人口總數的59.2%,形成了龐大的工業階層隊伍。29年間增加33711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162.5萬人。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因為這是就業結構的統計數據,這二三產業職工中包括二三產業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所以關于產業工人和產業服務業員工階層,并沒有這么多,比重也就沒有這么大,但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等的數量不會超過20%。
第二、這個龐大的二三產業職工隊伍中,其組成成員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8年時,所有職工都是城鎮公有企業單位的職工,而2007年這兩個階層中,既有國有企業單位的成員,也有三資企業雇傭的人員;也有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雇傭的員工(2005年有62%的產業工人在非公有制單位工作)。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是,1980年代以前,二三產業的職工,絕大多數是由非農業戶籍的城鎮居民,自從有了鄉鎮企業,就有了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農民身份的工人)。1992年后,大量農民涌進城市,他們是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據統計,2008年,全國共有2.25億農民工,其中在本鄉鎮以內就業農民有8500萬,離土不離鄉的占37.7%,在本鄉鎮以外就業,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共有1.4億人,占62.3%。整個4億多從事二三產業的藍領員工中,農民工已經占多數,在建筑、礦業、環保、紡織、服裝、玩具、餐飲服務等行業中,農民工占大多數或絕大多數。
第三、199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對國有企業進行體制改革,其中一個方面是減員增效,使大約3000多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或轉業、或退休,提前退休;其中有一部分是國家抓大放小,即把國有企業中的中小企業轉為非公有制(私營、股份制等),員工也相應地轉為非公有制員工,繼續在原來企業工作的工人,則實行勞動合同制,基本改變了原來長期雇用的鐵飯碗體制。到了后來,有些國有企業還進行替員增效,招進大量的農民工(工資待遇比較低),替代原來長期聘用的職工。其中相當一部分有技術的工人流向非公有制企業或流向農村的城鎮企業。
第四、現在大多數國有企事業單位(包括一部分國家機關),實行的是一廠兩制、一店兩制、一校兩制,即對城鎮戶籍的員工實行一套政策,對農業戶口的農民工實行一套政策,聘用辦法,工資待遇、福利等方面都不一樣。好處是農民進了城鎮,改變了職業,比原來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生活收入等方面都有了改善和提高,農民工的勞動積極性得到很大的發揮,重活、累活、臟活、危險的活都有農民工干,在工作中聽話、服從指揮、調遣,加班加點。多年來億萬農民為國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稱為世界工廠,世界工廠的工人,主要是農民工,農民工在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上應該有重要的地位,農民工的功勞應該載入史冊。
農民工體制的另一個方面,在一個單位里,對農民實行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時的政策(2002年十六大以后有了很大改善),一年、二年,幾年不得已而為之尚可以,但長期實行這種不公正、不合理的體制,社會矛盾和問題就來了。近些年,勞資糾紛、工傷事故、索賠糾紛,社會治安、刑事案件、群體性事件就多了起來。有人說,原來城鄉二元結構、城鄉矛盾在空間上是分開的,主要表現在農村,現在一個單位里實行兩種政策,二元結構、城鄉矛盾進到城里,進到一個單位里,矛盾和問題怎能不大量增加。特別是農民工已經換代了,農民工的大部分已經變成80后、90后為主體了,他們同第一代農民工很不一樣,自主性、民主權利意識更強,由此發生矛盾沖突就更尖銳了。國家在2006年出臺了文件,農民工的生產、生活條件已經大有改善,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有進一步改革的方案。
(3)私營企業主階層。1981年在廣東和安徽各產生了一個私營企業主,以后逐步成長。這個階層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逐漸成長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據國家工商局統計,2007年,全國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有551.3萬戶,投資人也就是私營企業主有1396.5萬人,1989年的20.8萬私營企業主相比增加1375.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76.4萬人,2007年注冊資金97873億元,雇工5856.6萬人,已經是個綜合實力很龐大的社會階層(1956年全國實行公私合營時私營工商業者只有71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1.8%,其中大企業主占0.5%,中等企業主占22.7%,小企業主占71.9%。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還將繼續發展,這是個應運而生的階層,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一、這個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新產生的,他們同1956年通過公私合營等形式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血緣和繼承關系,他們是從農民、工人、專業技術人員、公務員、復員軍人中,通過自身努力創業、艱苦奮斗涌現出來的。二、這些私營企業主絕大多數是受過黨和政府長期教育,很多人在工廠、機關、企事業單位里工作過,他們都認為是改革開放造就了自己,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三、據私營經濟研究會抽樣調查,在私營企業主中約有30%是共產黨員,因為有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主原來是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或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等,他們原來就是共產黨員,也有一個部分私營企業主是后來加入共產黨的。1990年代以來,有近百名私營企業主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約有5萬多私營企業主在縣級以上各級人大或政協中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十七大有三位私營企業主被選為黨的代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把私營企業主階層明確稱為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他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此,至今還有爭議。所以如何正確認識這個新的社會階層,如何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確定這個階層的性質、地位、功能、發揮他們在建設中的作用,是需要研究解決好的一個重要課題。
(4)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由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管理職權的領導干部組成,包括公務員、國有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單位的領導人員。這個社會階層在社會結構中處于優勢地位,他們是體制內核心部門的管理者、領導者,掌握著社會中最主要的組織資源,在社會資源和機會配置中處于優勢地位。1980年代以前,很多重要的領導職位是由革命時期的軍政干部轉過來擔任的。1990年代以后,絕大多數已退出了領導崗位,逐漸1949年建國后參加工作、共和國培養出來的干部接替。這個階層自己并不是生產資料、經濟資源的所有者,但他們可以控制、支配一部分生產資料,因而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經濟收入都是較高的,名義工資收入不多,但他們享有各種待遇,收入相對較高。這個階層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文化資源占有較少,但自此以后,原有的干部通過進修、培訓等形式,提高了文化水平,特別是有大量本科以上學歷的青年知識分子進入。現在這個階層也擁有了較高的文化資源。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成員的人數,據2005年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和2006年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全國綜合社會調查》資料的推算,這個階層在全國就業總人數中占2.3%,比1999年增加0.2個百分點,近幾年又有所增加。從發展趨勢上看,這一階層除擁有的組織資源之外,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也在不斷提高。從多項社會調查資料顯示,這個階層是在改革發展過程中獲得成果最多的社會階層之一,特別是在東部發達地區,這個階層的成員,工作比較穩定、有升遷機會,名義工資收入并不多,但含金量高,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好。所以成為社會上很多人理想的目標。自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每年的公務員考試,投考的人數越來越多就可以證明這一點。2009年國家公務員報名通過審核人數超過105萬人,各職位平均競爭比例為78%。中國歷來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最優秀的人才特別是青年才俊向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集中,這同一些發達國家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5)中產階層正在崛起。同許多現代化國家一樣,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經濟結構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中后期階段時,是中產階層崛起、是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在東部發達地區和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正在向工業化后期發展。從社會結構分析,中國目前也是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期,中國的中產階層正在崛起。
據我們研究,在1978年改革開放發軔時,中國中產階層的比重只占全國階層結構中的5%,到1991年,約為9.5%,1999年我們課題組作調查的時候,約為15%。我們發現,近10年來,中國中產階層的發展加快了。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二是國家出臺重大政策的調整,1997年,中國十五大明確宣布: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自此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發展就更快了。1999年,國家決定當年高校擴大招生名額,在年初擴招23萬人的基礎上,再擴招3.7萬人,使招生總數達到153萬人,比1998年增加58%。以后又逐年擴招,2007年中國各類高校招新生611萬,使在校大學生達到2700萬,高校毛入學率達23%,比1998年提高13.2個百分點。高校是培育中產階層的搖籃,搖籃多了,中產階級發展就快了。
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中產階層大概以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速度發展,2007年已經占全國就業人口的22%左右,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北京、上海的成產階層已經達到40%以上。中國中產階層的發展還方興未艾,還在以較快的速度逐年擴大。
前面講到的幾個數據,可以作為例證:
在有產的老中產階層方面: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在1989年以來每年增加75.4萬人;個體工商戶1978年只有15萬戶,2007年為2741.5萬戶,平均每年增加94萬戶。現有的個體工商戶中,因為中國現行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的稱為私營企業主,7人以下稱個體工商戶,可以享受減免稅的優惠政策,所以有很多業主常常在雇傭7人時就不增雇了,可以申報個體工商戶,叫做七不上八下。在上述每年增加的75.4萬人私營企業主中,大部分或絕大部分是中產階層,而在新增的94萬個個體工商戶中,約有20%-30%也應該是中產階層。
在農村中,近10年來,農村中的專業戶、規模農業經營戶、運銷經營戶等,都是農村中的中產階層,這些人在逐漸多起來。
在新中產階層方面,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整個社會職業結構呈趨高級化動向,初級層次的職業人員逐年減少,中高級職業人員逐漸增多,農業勞動者減少(2007年農業勞動者比1978年減少29.7個百分點,比1999年減少9.3個百分點)。在二三產業中,藍領工人減少,白領職業人員增加。例如:1990年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專業技術人員為1648.35萬人,2007年增加到2254.51萬人,17年增加606.16萬人,平均每年增加35.66萬人。眾所周知,1990年以后,正是非公有制,民、私營企業單位大發展時期,有許多國有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流入了這些單位,加上他們自己培育選拔及新聘用的專業技術人員,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可惜有關部門還沒有針對這些人員進行專門統計。
據統計,1997年底,我國公務員總數是570.7萬人,經過1998年和2007年兩次大的機構改革,精簡人員,但因為全國各項經濟社會事業仍在快速發展,雖然機構減少了,人員還是在增加,2003年國家公務員總數達63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1萬人。高等院校自1999年擴招之后,現在每年的大學和專科畢業生在600萬人以上,大約70%左右當年就能找到比較合適的工作,有一部畢業生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就業。因為過去計劃經濟體制年代實行統招統分的制度,當年畢業的當年就能就業。現在由于各種原因不能當年就業,為此,社會上議論紛紛。其實這是就業制度還沒有接軌的社會現象。有人指出,現在是市場經濟,一個農村青年,初中畢業到城市打工都能找到工作,為什么大學畢業了反而找不到工作?這還不是問題么?這個現象過幾年將會逐漸消解。每年有幾百萬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就業,這是中產階層很大的后備軍。
據我們從各種調查資料推算,現在我國的中產階層每年大約增加800萬人,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比例是每年增加約一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35%-40%。我們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曾經指出,雖然已經形成一個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的雛形,而且正在成長。當時存在的問題之一是,該大的階層(指中產階層)沒有大起來,該小的階層(指農業勞動者階層)沒有小下去。近十年過去了,情況有所好轉,前述中產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比重由15%上升到22%,增加了7個百分點,但農業勞動者階層只從44%下降到40%左右,只減少了4個百分點。還不理想。原因很多,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當年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一些重要的經濟社會體制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改革,如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就業體制、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這些體制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就不能破解,農業勞動力就不能順利轉入到二三產業,農民就不能順利進入城鎮,中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的局面就不能改變,中國的城市化就不能得到發展,農業勞動者階層就不能合理、順暢地減少,中產階層也不就不能合乎規律地成長起來。好在這些問題現已受到決策部門的重視,正在醞釀這些體制的改革。中國發展的前景是樂觀的,中國的中產階層將會有更大規模的發展,將會成為中國未來社會成主體階層。
(陸學藝: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