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目前，高位運行的物價對人們的生活影響較大，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可以說，通貨膨脹已成為制約國民經濟健康發(fā)展和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引起這一輪通貨膨脹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如何貫徹落實中央精神，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治理通貨膨脹？在本期“本周話題”中，幾位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

“十二五”前期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

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林兆木

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面臨的通貨膨脹，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輸入性通貨膨脹、國內要素成本上升、投資需求旺盛和貨幣流動性過剩三個方面因素的疊加，是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通貨膨脹的主要成因。

輸入性通貨膨脹因素。近期，國際石油、糧食和工業(yè)金屬、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揚。我國石油進口量占國內消費量的50%以上。據測算，我國每1000美元GDP產出約消費石油0.65桶，高于發(fā)達國家0.4桶的水平。因此，石油價格上漲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比對發(fā)達國家更大。國際石油、鐵礦石、銅等價格上漲將推高國內能源、原材料成本。例如，國際石油價格對國內價格的影響最先傳導給能源化工類產品，國內汽油、柴油以及各種乙烯類化工品價格跟漲，導致化肥、農藥價格以及農產品運輸成本上升，從而推高農產品價格。能源價格和食品價格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構成中占有很大比重，石油價格和食品價格互相推動，將對通貨膨脹率上升產生較大的影響。

國內要素成本上升因素。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多年來，我國工資水平上升緩慢，勞動力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近年來沿海地區(qū)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反映出過去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狀況正在發(fā)生變化。“十二五”時期，我國將迎來勞動力成本較快上升期。除工資外，勞動力成本還包括企業(yè)繳納的員工養(yǎng)老、醫(yī)療等社會保險金。過去這個部分支付不夠、欠賬較多，今后將會逐漸增加。二是資源環(huán)境成本上升。長期以來，我國資源和資源性產品價格偏低，沒有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程度，也沒有包括對環(huán)境損害成本的補償。“十二五”時期將加快推進這方面的改革，這對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資源節(jié)約和環(huán)境保護是完全必要的，但無疑也會增加企業(yè)的相關成本。三是融資成本上升。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存在利率較低的狀況。較低的利率甚至負利率是導致信貸需求旺盛、投資增長過快乃至資產價格泡沫滋長的重要原因，從而助長通貨膨脹。“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要“穩(wěn)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強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隨著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推進，長期以來的融資低成本在“十二五”時期將發(fā)生變化。上述幾方面成本的上升都是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和經濟發(fā)展要求的，但相對集中到“十二五”時期，卻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價格水平上漲。

投資需求旺盛和貨幣流動性過剩因素。“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十二五”時期全國GDP預期目標是年均增長7%。但從目前情況看，大多數省、區(qū)、市提出的“十二五”經濟增長預期目標都在10%以上。各地主要依靠投資項目支撐經濟高速增長。除了持續(xù)的國債投資以及央企掌控的數額可觀的利潤可用于投資，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各種渠道的社會融資。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我國社會融資規(guī)模2002年為2萬億元，2010年增加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2010年社會融資規(guī)模與GDP之比為35.9%，比2002年提高19.2個百分點。可見，各地旺盛的投資需求以及過剩的流動性仍然是“十二五”前期推動通貨膨脹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貨膨脹的有利因素是農業(yè)連續(xù)多年豐收，糧食等農產品和工業(yè)品供給還算比較充足。只要農業(yè)不出大的問題，就不會出現過高的通貨膨脹率。不利因素是通貨膨脹的成因復雜：一是輸入性通貨膨脹取決于全球經濟、金融、能源和糧食供求以及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主動權不在我們手里。二是各種生產要素成本多年積累的欠賬“十二五”時期進入了償還期，因而剛性較強。同時，食品、能源等需求彈性較小，其價格又會計入所有產品的成本，因而尤其要防止工資與物價、農產品價格與工業(yè)品價格、上游產品價格與下游產品價格因互相推動而輪番上漲的情況。三是投資需求旺盛和貨幣流動性過剩相結合，不僅會推動“十二五”前期的通貨膨脹，而且會加劇產能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給“十二五”后期經濟平穩(wěn)運行埋下隱患。因此，“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貨膨脹，不僅關系民生改善和社會穩(wěn)定，而且關系整個“十二五”時期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全局，必須綜合治理、標本兼治。

通貨膨脹的深層次原因在于結構失衡

中國市場信息評價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李德偉

最近一段時間，我國物價水平持續(xù)走高。為了有效控制通貨膨脹，需要深入分析物價上漲的原因。這一輪物價較快上漲的原因相當復雜，既有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供給方面的因素，如農產品、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勞動力等要素成本明顯提高，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快，貨幣流動性過剩和國際收支失衡等。此外，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元持續(xù)貶值以及中東北非局勢動蕩等因素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助推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是，這些大多是表面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我國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目前，我國正處于傳統(tǒng)工業(yè)化的中期階段，大量資源從農業(yè)部門向工業(yè)部門轉移，傳統(tǒng)工業(yè)部門產能過剩；而傳統(tǒng)農業(yè)生產一方面由于資源流失而難以滿足工業(yè)化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現代化水平低而難以支持工業(yè)化進程，具體表現之一就是農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這也是需要工業(yè)反哺農業(yè)的明顯信號。具體地說，隨著工業(yè)化的持續(xù)推進，人均收入增加，人均食品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由此導致食品供求缺口擴大，農產品供不應求和農業(yè)生產成本不斷提高，最終推動農產品價格持續(xù)走高。與工業(yè)化同時推進的城鎮(zhèn)化，則導致土地價格和房產價格上漲，這也加劇了總體物價上漲。我國這一輪的物價上漲，主要就是由食品等農產品和住房價格上漲引起的。此外，隨著工業(yè)化的推進，勞動力價格上升也成為引起企業(yè)生產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外向型經濟的發(fā)展，可以使我國通過出口物美價廉的低端產品，吸收一部分國內過剩的產能。然而，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是國際市場價格的重要影響者。一方面，我國廉價工業(yè)品的大規(guī)模出口，壓低了國際市場的工業(yè)品價格；另一方面，我國對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又成為誘發(fā)國際市場相應產品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通俗地說，就是中國賣啥啥便宜、買啥啥貴。

除了出口，傳統(tǒng)的經濟發(fā)展方式主要依靠大規(guī)模投資來維持經濟增長，而且政府和國有企業(yè)是重要的投資主體。大量政府投資、國有企業(yè)投資雖然在短期內可以維持經濟增長，但由于結構失衡的制約，這些投資既會推高投資品價格進而推升通貨膨脹，又會因缺乏競爭擇優(yōu)過程而加劇結構失衡問題。而且，預算軟約束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國有企業(yè)的投資熱情并不會因為資金成本提高而有明顯的降低。

在人力資本結構方面，高素質勞動力短缺、低素質勞動力過剩問題也對調整經濟結構、抑制物價上漲帶來不利影響。調整經濟結構需要大力發(fā)展高端制造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但由于人力資本不足，高端制造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的發(fā)展舉步維艱；在大量低素質勞動力的就業(yè)壓力下，各級政府不得不繼續(xù)擴張低端傳統(tǒng)制造業(yè)，這就加劇了一般制造業(yè)產能過剩與高端產業(yè)有效供給不足并存的矛盾。所以，在投資主體和投資機制沒有理順的情況下，依靠大量投資并不能帶來經濟結構優(yōu)化，反而往往導致通貨膨脹的壓力進一步增大。

可見，治理通貨膨脹需要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加強需求和供給管理等措施，但從根本上看，則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應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企業(yè)的負擔。因為企業(yè)負擔過重，就沒有能力提高職工工資；為獲得必要的利潤，企業(yè)還要提高其產品價格。如果企業(yè)的負擔減輕了，就能夠逐步滿足職工漲工資的合理要求，從而有利于緩解消費不足、內需不振的結構性矛盾，有利于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連續(xù)大幅度增長，具備了適當減稅的條件。還應當看到，企業(yè)的負擔減輕了、發(fā)展更好了，有利于培育稅源，促進財稅收入增長。從長遠看，應加大教育、科研、衛(wèi)生、文化投入，加快人力資本積累，提升勞動者素質，為高端產業(yè)發(fā)展和經濟結構調整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對于外匯儲備增加較快引起貨幣投放過多的問題，則應改變鼓勵出口換匯政策，增加國內急需物資、技術的進口。同時，鼓勵企業(yè)“走出去”，投資于戰(zhàn)略資源；放寬居民出國消費、旅游、留學等的用匯限制。這樣，既可避免外匯儲備貶值風險，又可緩解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 

新一輪通貨膨脹的成因及治理之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張卓元

我國從2010年7月開始的新一輪物價上漲，主要是2007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快、信貸投放過多造成的，集中表現為貨幣太多、流動性過分充裕。前不久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全球石油價格、糧食價格、資源價格的上升對中國消費物價影響預計在30%至40%之間。這說明，我國新一輪通貨膨脹主要不是輸入性的。具體來看，從2003年到2010年，人民幣貸款余額從15.9萬億元增加到47.9萬億元，7年間增加了32萬億元，2010年為2003年的3倍。在這六七年時間里，M1（流通中現金加上活期存款的和）和M2（M1加上定期存款、儲蓄存款、信托存款等的和）年均增速均超過年GDP增速與CPI上漲率之和，差距達5個百分點，從而造成流動性過分充裕。其中，2009年和2010年M1和M2增速最高。這是通貨膨脹抬頭的根源所在。

2009年和2010年大量的貨幣投放，緣于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需要。在中央4萬億元投資刺激計劃的帶動下，各地大步跟進，2009年和201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達到22.46萬億元和27.81萬億元，分別占當年GDP的65.9%和69.8%。在大量的貸款和投資之下，我國經濟在世界率先回升向好，但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領域也強化了粗放擴張，惡化了經濟結構，特別是形成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由于這一輪通貨膨脹是較長時期貨幣供應過多的結果，也包括生產成本增加的因素，還受到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因而治理的難度較大。那么，怎樣應對這一輪通貨膨脹呢？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重視通貨膨脹問題。中央高度重視抑制通貨膨脹，把穩(wěn)定物價總水平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但是，并不是各級政府和各個方面都對治理通貨膨脹問題有足夠的重視。不少地方對通貨膨脹的危害認識不足，仍然熱衷于爭投資、上項目，要求放松宏觀調控政策。必須看到，通貨膨脹不利于理順資源產品價格，不利于轉方式、調結構。不僅如此，通貨膨脹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要求也是背道而馳的，因為通貨膨脹會降低居民的實際收入。而且，在通貨膨脹中低收入者受損最大，因為低收入者恩格爾系數高，而在我國歷次通貨膨脹中首當其沖的是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從而大大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負擔。因此，通貨膨脹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同現階段縮小收入差距的迫切要求相背離。所以，通貨膨脹如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理，勢必妨礙經濟的健康發(fā)展甚至危及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

第二，改變負利率狀況。如果利率低于物價上漲率，實際利率就是負值。負利率不利于宏觀經濟正常運行，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負利率的最大受害者同樣是中低收入者，而富人如房地產商則可以靠低利率貸款發(fā)大財。那么，為什么負利率的局面難以改變呢？一個重要原因是負利率使資金成本低，有利于經濟的粗放擴張，有利于短期GDP的快速增長。通貨膨脹往往造成負利率，而負利率又帶來對資金的過旺需求，不利于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因此，把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就要盡快使實際利率由負值轉為正值。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我國出現嚴重通貨膨脹時，就曾經實行過銀行儲蓄存款保值，并取得了成效。這說明，負利率是不利于治理通貨膨脹的。

第三，保農業(yè)、保糧食。在我國，治理通貨膨脹、穩(wěn)定物價水平，最直接、最重要的舉措就是保農業(yè)、保糧食。我國歷次物價大幅度上漲都是從食品價格上漲開始的，這一次也不例外。2010年CPI上漲3.3%，其中食品價格上漲7.2%；2011年1月—5月CPI上漲5.2%，其中食品價格上漲達到了兩位數。穩(wěn)定物價，首先要穩(wěn)定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價格，保障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供應，真正地把“三農”工作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雖然我國農業(yè)連續(xù)多年豐收，這是抑制通貨膨脹的有利因素，但我國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生產和供應只能算比較充足，不能算十分充裕，糧食供求是緊平衡。種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比較利益目前太低，農民種糧收入大大低于其外出務工收入。很多發(fā)達國家都對本國農業(yè)實行高補貼政策，我國財政支出用于“三農”的部分還應該大幅度增加。（求是理論網）